郭洪雷

20世纪70年代末，王蒙回归文坛。重获写作权利后，王蒙认为自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寻找我自己”。他希望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支持点，找到自己的主题、题材、形式和风格。[1]当时他的创作还没充分展开，王蒙对自己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将近十年之后，王蒙底气十足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了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王蒙的回答很“来劲”、很王蒙，其中既有自我认同，也有他人攻讦。每句都很肯定，放一起又充满矛盾充满抵牾。在“贫嘴”“话痨”“放言无忌”的语言形象背后，仿佛只剩下了什么也不是的那个“是”。不难看出，王蒙在给自己“拉清单”时难掩得意，他认为和自己那篇小说的名字一样：“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只大蝴蝶”——“你抓住我的头，却抓不住腰。你抓住腿，却抓不住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2]所以，有论者主张：“与其抓住蝴蝶静止地研究，不如当蝴蝶飞舞时，观其复杂多变的姿态。”[3]然而在笔者看来，研究“蝴蝶”可能还有一种办法：追踪“化蛹成蝶”的过程。

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一位作家尤其是很长寿的作家，难免频频回顾、总结自己的人生。在《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八十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天地人生》这类散文里，在《活动变人形》《闷与狂》这样的小说里，甚至在倪藻、钱文、王模楷等小说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王蒙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在王蒙看来，一个人的价值是由他所干的事决定的，而相较于写作和工作，贯穿自己生活始终、从未中断的主线就是学习。学习带来鼓舞和力量，给自己以尊严和自信，“学习最明朗，学习最坦然，学习最快乐，学习最清爽，学习最充实……学习是我的依托，学习是我的火把，学习是我的营养钵也是我的抗体……不会被人剥夺的事情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4]。这一大段“学习赋”更像是《论语》开头一句的展开，而学习过程其实就是“化蛹成蝶”的过程，其中充满蜕变的快乐和愉悦。正是基于自己的人生感悟，基于对文坛的观察，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就提出了“作家的非学者化”问题，他强调作家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避免创作“后劲”不继的情况，才能“获得一个较长久、较旺盛、较开阔的艺术生命”。[5]

对于王蒙而言，学习首先就是读书。在长篇《青狐》中，声名鹊起的小说家青狐没怎么读过古典文学作品，从事文学创作就是靠几本屠格涅夫、契诃夫和一本莫泊桑，一本梅里美，一本鲁迅小说集，一本《人民文学》和一个合订本（从前上海出的《文艺月报》）。所以，钱文对青狐虽有好感，有精神和情感认同，但还是觉得青狐“有一种寒碜，有一种小家子气，有一种‘薄’”——浅薄、刻薄、薄命、薄情、薄幸、薄技——“才高学浅，情深意乖，心热运謇”。[6]不只《青狐》，几乎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书籍和阅读都是王蒙塑造人物、认识人物的重要手段。《青春万岁》写杨蔷云到家里找苏宁，苏宁的房间杂乱无章，墙上贴着郑板桥的竹子和一张粗俗的女人荡秋千的画，书报乱堆在荒芜的书架上，窗台上放着一本“浑书”《鬼恋》。杨蔷云要帮助深受旧式家庭影响、有特殊屈辱经历的苏宁，不仅打开窗子，把新鲜空气放进来，第二天她还动员周小玲和另一位同学把苏宁的房间打扫一新：“清扫了所有角落的尘垢，摆上了毛的石膏胸像。贴上一张《列宁和孩子在一起》的铅笔画和一张卓娅的画像。她们送给苏宁几本书：《普通一兵》《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苏宁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地方。”周小玲甚至提议在墙上贴上“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标语。[7]这样的“打扫”是关于环境的，更是有关精神的、思想的。同样，受学生感召，班主任袁先生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他的书房里，杨蔷云发现书桌角上放着一摞书，最上面是一部《把一切献给党》，书里面画着许多红线，“再看看其余的书，是《普通一兵》《刘胡兰小传》……”袁先生表示：“凡是学生们爱看的书，我都想在寒假中把它读完。”[8]

《青狐》

王蒙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刘世吾热情消退，陷于事务主义，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掩盖自己的政治冷漠与官僚作风。但他从小林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热情、理想和青春，那本《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让二人有了某种精神契合。刘世吾热爱文学，小学五年级就曾读过屠格涅夫的《贵族世家》。这位副精力充沛，繁忙工作之余，仅一个星期就读完了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他甚至关注到《译文》当时新刊载的《被开垦的处女地》。[9]读书把刘世吾这个人物复杂化了，在官僚作风之下，人们仍能依稀感受到其精神深处微光的闪动。把书籍作为修辞载体，书写人物的成长历程，揭示人物的思想水准和精神品位，是贯穿王蒙小说创作始终的艺术手法，不仅在后来的《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青狐》、“季节系列”长篇里，在众多中短篇里，乃至在晚近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里，都能看到这一方式的运用。《猴儿与少年》的主人公施炳炎经历了日伪、经历了、经历了，最终选择了，“选择了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选择了杜民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选择了的《新民主主义论》与《论联合》，他甚至在总角时期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成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此章的第二节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段落又一段落，起头全部是：‘Отсюда видно’——‘由此可见’，许多‘由此可见’。此四字被称作斯大林的‘铁的逻辑’。”[10]考之王蒙的生平、下放地点及阅读史不难发现，《猴儿与少年》依旧是“借壳还魂”之作，王蒙借施炳炎这个人物，补足了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样，从《青春万岁》到《青狐》，再加上《这边风景》和《猴儿与少年》，从1940年代直到2021年，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一代人的遭际与人事，都被王蒙安放在了长篇小说里。较之以前诸作，《猴儿与少年》表现出一种自由不羁、逍遥无待的生命境界。以上所列读物是那一代人的思想标配，王蒙以往也曾用以塑造人物，但晚年书写记忆仍如此清晰，实在令人惊叹。政治读物所操持的强势话语、斯大林的“铁的逻辑”，甚至渗透于王蒙的小说语言，助推了“大排比”的形成。

以书籍塑造人物，揭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只是王蒙小说艺术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对于作家王蒙来说，除了学习写作技艺外，读书还意味着基本技术谱系的建构和文学观念的不断完善。系统梳理王蒙的阅读史，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俄苏文学对王蒙创作的影响。如其所言，“苏联文学给我的影响说也说不尽。我不仅是从政治上而且是从艺术上曾经被苏联文学所彻底征服。苏联文学表现的是真正的人，是人的理想、尊严、道德、情操，是最美丽的人生”[11]。后来中苏关系交恶、苏联解体，王蒙对苏联文学存在的问题也有反思和批评，提出过“为什么光明的文学并没有为一个社会献出光明的图景，而‘阴暗’的文学也没有把一个社会推向阴暗的泥沼”的疑问，但那种挚爱之情依旧溢于言表。在他的心目中，苏联文学“宣扬的是大写的人，崇高的人，健康的人；宣扬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历史进取的乐观精神；宣扬的是对人生的价值，此岸的价值，社会组织与运动的价值即群体的价值的坚持与肯定”[12]。据笔者初步统计，王蒙阅读苏联作家多达60余人，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艺术上对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早期作品里，而且在王蒙复出文坛后推出的一系列意识流小说，以及《活动变人形》和《暗杀3322》等长篇小说中，都能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暗杀3322》

王蒙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集束”推出的意识流小说震响文坛。对于王蒙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渊源，研究者莫衷一是，王蒙自己也曾多方思索，在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里，在《红楼梦》里，在鲁迅的《野草》里，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寻找意识流的根苗。考察王蒙的阅读史，除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灾星》外，他的确没怎么接触过欧美的意识流小说，他虽多次提到《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但都是后来的事情，且“浅尝辄止”，压根儿就没读完。[13]实际而言，《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惶惑》等作品和1950年代所写的《春节》一样，深受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影响，王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借助“车厢时空体”形式，利用车厢的环境、气氛和声响，辅之以乐曲或歌曲，让人物的思绪和意识进入自由联想状态。[14]以《蝴蝶》为例，张思远坐在北京牌越野汽车里，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轧得粉碎。他感受到那被碾轧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轧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那被轧碎的吗？”[15]其后就是对前妻海云悲剧命运的回想。接着，美云、冬冬等人事一一浮现脑际。这里的“小白花”很容易让人想到“玛德莱娜小点心”，想到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但这里更多的是文有同心：让“物”起到联想触媒的作用。

在早年文学阅读中，王蒙认为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和他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烂最丰富也最进步最最正确的。”[16]“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鸿篇巨制的。”[17]然而，《青年近卫军》影响王蒙的不止是结构和人物配置，还有作者跳出故事之外直接出场的叙述方式。据王蒙回忆，最让他佩服的是读到第三十多章时，法捷耶夫忽然离开青年近卫军故事所写的一段独白。那段独白写战友用靴子取水时牺牲，法捷耶夫把盛在靴子里比酒还苦的水，一饮而尽。“这一段独白以后，法捷耶夫就开始写青年近卫军是怎么样被破获的，底下全都是他们被逮捕、被破获、被处决的叙述。我想，如果说许多故事许多情节别人也能写得了，那么这一段独白，别人是写不了的，而法捷耶夫写得了。”[18]虽记忆有误，但这种写法给王蒙留下了深刻印象，《活动变人形》第五、第十、第十三、第十八章一再尝试这种写法。例如，第五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抒情：“人算得了什么？人的快乐和痛苦算得了什么？人的因为爱，因为恨，因为悲，因为喜，因为卑劣和因为崇高而互相施加的辗轧，互相赠与的苦难算得了什么？想起来，记下来，写出来的这些苍白的文字和灰暗的纸张又算得了什么？真实的和做作的闹嚷又算得了什么？”[19]这段文字，写王蒙在门头沟西峰寺正殿边一间小土屋创作《活动变人形》时的情感状况，在孤独的温柔体贴鼓舞下，作者继续写倪家的故事。“人算得了什么？”这句话出自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青年近卫军》第六十章，柳波卡、李丽雅和邬丽雅受到酷刑，邬丽雅在牢房里朗诵了这首长诗。王蒙从小说读到这句诗，他感受到的是沉痛，是“历史的与生命的痛苦”[20]。这种写法在《青春万岁》第三十四节、《暗杀3322》第七章中也曾使用过。在《暗杀3322》里，作者突然跳出来和“亲爱的读者”大谈写作缘起，大谈雅俗共赏的“布老虎”丛书，大谈出版社、主编、纳税和办税。只不过这里没了“沉痛”，有的是自我嘲解和对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21]

二、“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

契诃夫是另一位对王蒙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相较于法捷耶夫，契诃夫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小说的气质和观念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蒙找来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集中的《海鸥》《三姐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等作品让王蒙“迷狂”：“这些，读来如得天启，如醍醐灌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扬……我感到了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和一种恐惧。”[22]当然，不止戏剧，王蒙对契诃夫的小说也有系统阅读，《带小狗的女人》《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醋栗》《普列西别叶夫中士》《洛希尔的提琴》《套中人》《宝贝儿》《跳来跳去的人》《苦恼》《罪犯》《新娘》，等等，都曾被王蒙反复提及，随手称引。正是受契诃夫影响，王蒙1956年发表的《冬雨》，1957年写的《尹薇薇》，难免带有契诃夫式的怨尤的气息。[23]

多年后，经历了人生波折的王蒙对生活有了更为复杂的感受和认识，他对契诃夫的影响进行过深入反思：“我曾经是契诃夫的崇拜者，我也曾经迷恋‘反庸俗’的主题。但是在实际生活里，我却发现，任何伟大辉煌浪漫的事情都包含着平凡、单调、琐碎乃至其他貌似庸俗的东西。”[24]此前，在短篇小说《深的湖》里，王蒙也曾以略带调侃和揶揄的笔调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我在想如果是契诃夫，他将怎么对待黄花鱼呢？他不会愿意亲自排队去买黄花鱼的，但他的瘦弱的多病的身体却需要动物蛋白质的补充。”[25]然而，反思归反思，“反庸俗”始终是王蒙小说的重要主题和叙事驱动，只不过历史时期不同，作品不同，作用的程度和形式也各有差异：反映于《青春万岁》，作品所写的是接连不断的露营、节庆、联欢、集会、舞会，日常生活被极大压缩，即使写到，也是要被改造的日常；反映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反对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是对一种理想情感的向往；反映于《活动变人形》，是“审父”，是对不堪的家庭生活的书写，是对痛爱交加的复杂情感的抒发，是对沉积于人性深处的传统的省思和批判；反映于《暗杀3322》及“季节系列”长篇，则是对那一代人在历史波折中尴尬、荒诞命运的呈现，对各自人生遭际中人性扭曲、卑污和虚弱的揭示。即使到了《青狐》，写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文坛，在重归文坛的那一群人身上，没有看到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视野的拓展、精神品位的提高、精神能量的开发、精神生活的活泼，看到的反倒是一种充满权谋、算计、卑琐、粗鄙、异化和放纵的精神失重。

考察王蒙小说艺术成长的进程会发现，法捷耶夫和契诃夫的影响仿佛形成了一种认知的闭环：因为要，要写新人，写青春、理想、光明和理性，所以要反庸俗、反庸常、反恶俗，要反抗人性中的愚蠢。反之亦然。这种认知闭环一旦在现实中遭受阻碍、遭遇挫折，或者难以形成对历史和现实的有效理解，其写作就会流露出幽默、调侃、游戏，或者在语言世界里放逐自我，相信语言的力量，“相信语言能帮助人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美好的世界”[26]。然而，不论是跳出故事拉开距离，还是“反庸俗”，都促使王蒙在创作中坚守作者的外位性，保持一种俯视的写作姿态。他将这种姿态称作“出乎其外”：“为了正确地评价自己的人物，显示他们的社会意义，必须站得比自己的人物更高，清醒地对待他们，从生活的全局出发，认清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命运。不轻易因为某些人物的失败而绝望，不轻易被某些人物的眼泪所迷惑，不轻易为某些人物的威风所震慑。作家应该是思想家，而思想家是严峻的。”与“出乎其外”相对的是“入乎其内”：“为了把自己的人物写‘活’，必须钻到自己的人物的心里去，化身为自己的人物，用他的观点看世界，用他的姿态走路，必须深深地浸沉在自己的人物所构成的环境、气氛里，夜晚要和他们谈话，早起要向他们问好，梦中要会见他们，离别他们久了（搁笔久了）要想念他们。”[27]

王蒙的“出入”论提出于1957年，此论由王国维《人间词话》敷衍而来：“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固有高致。”[28]王国维论词，强调能“入”能“出”，不可偏废；王蒙论小说，受法捷耶夫和契诃夫的影响，他更倾向于“出乎其外”。在他看来：“‘出乎其外’可以帮助作者更好地‘入乎其内’，而仅仅‘入乎其内’，就会在许多人物的许多言论、行为、情绪的大海里淹没，生活的无穷尽的形象把你压得抬不起头来，你无法驾驭他们，你在自己缔造的世界当中束手无策。这时，某一个人物就悄悄地左右了你，领着你走上了一条歪路，于是在你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所见所闻就会更片面、混乱……那人物本来是你创造的，然而他俘虏了你，那世界本来是你组织的，然而它吞噬了你。”[29]这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蒙的思考和实践就与柳青倡导和探索的人物塑造方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柳青认为：“作家如果没有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对象化，即熟悉和懂得他的‘描写对象’，他就不可能在艺术创造中对象化，即一切情节发展要通过人物的行动、感觉和思维。这才是语言艺术的主体。作者面对着用‘光滑的’文学语言介绍人物的衣服、动作和观点，是一回事情；作者进入人物的精神状态，用结实的生活语言使人物自己动起来说话、感觉和思维，是另一回事情。”[30]反映于创作，《创业史》几乎每一章都以不同的人物视角展开叙述，通过人物的观察和聚焦，呈现其感觉，折射其内心世界，从而形成对人物的塑造。但在王蒙看来，柳青过于追求人物视角，反而忽视了随处可见的生活。《创业史》的细节虽令人泪下，但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作者在那儿咬牙切齿、勉力支撑，拼了老命，绝无行云流水，绝无神来之笔，绝无汪洋恣肆，绝无妙想奇思”[31]。

进入1980年代，王蒙依旧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他经常以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为例，论说“出乎其外”的艺术效果。这篇小说结尾，女人死了，丈夫下雨天依然高举着伞，让人觉得他的伞下留了很大的一块空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王蒙认为这篇作品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不是贴近的而是疏离的，不是工笔的而是写意的，不是分析心理的而是致力于外观的再现（却又使人觉得颇有深情）的创作与欣赏的经验。”[32]二十世纪十年代，与王蒙这种观念形成对照的是陈忠实和汪曾祺。陈忠实继承了柳青以人物角度写人物的方法：“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此一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我曾经一直实验着这种方法。”[33]只不过陈忠实的继承结合了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说。而汪曾祺在各种场合不断阐扬沈从文“贴到人物写”这句话。汪曾祺知道王蒙的观念和主张，认为“不贴着人物写也是可以的。有的小说主要不是在写人物，它是在借题发挥，借人物发议论”，“但大部分小说是写人物的，还是贴着人物写比较好”。[34]在当时文坛，汪曾祺和陈忠实的创作实绩和艺术观念颇有影响，二人与王蒙之间并未形成实质性对话，但他们各自不同的思考和实践，丰富了小说艺术的多样性。王蒙坚持“出乎其外”，显示了多变艺术探索中的不变。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认同将汪曾祺视为“摆脱某种主导性文体的典范”[35]，但王蒙对汪氏小说推崇有加：“他的语言是一种很有火候的、带有闲适和恬淡意味又常是半文半白的语言。他的文言文的修养很好。他既有老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又是从最急的漩涡中退到一边的人。他的文章表现出一种精粹的、淡而有味的、很有文化知识和修养、很有自己的见解然而又是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情调。他不是生活在象牙之塔里，不是生活在书斋里，仍然要上街，要去买菜去买酒，要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这是很有人间味儿的。”[36]不难看出，汪曾祺与王蒙有诸多共通和互补之处：“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从“漩涡中退到一边”，总能让人想起钱文和王模楷。《狂欢的季节》中王模楷奉调回京，戴罪立功，披军大衣上天安门观看焰火。[37]王蒙写到这里想到的肯定是汪曾祺。汪曾祺的文化知识和修养，正是王蒙所提倡的作家知识化的典范，汪曾祺小说书写日常生活，有生活情调，恰是救治契诃夫过度“反庸俗”的良药，二人都极看重小说语言，对汉字思维与汉语文化都有深入思考。

《狂欢的季节》

王蒙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三、“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

语言问题是王蒙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早在19年，王蒙的重要对话者王干就提出“王蒙体”这个概念，其特点就是语言的铺张和放纵，其外在形式像是中国的赋，有洋洋洒洒的气势。有时十几个排比句一口气下来，但所指并不明确，中间甚至相互矛盾：有的句子本身充满了矛盾，有的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修饰词与修饰词之间、前一句与后一句也有矛盾。在王干看来，这种语言的极度膨胀，表现出王蒙对语言的嗜好。“就像小孩子玩棋子、搭积木一样，这样排列一下，那样排列一下，会有无限的欢乐和畅快。”[38]基于相近的形式感受，有论者将王蒙小说的语言特点概括为“拟骚体”[39]，也有论者将王蒙小说的文体形式分为自由联想体、讽喻性寓言体和拟辞赋体，而后者是中国古代辞赋体形式的仿拟，同时也是前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王蒙文体的杂糅性、包容性与整合性。[40]也就是说，拟辞赋体可以被视为对王蒙小说文体的总体界说。

对于将王蒙小说的语言与文体溯源到传统文体的做法和观点，有论者持不同意见，认为至今还没有学者成功地证实王蒙小说的文体自觉地继承了汉大赋的传统，并提出王蒙小说的语言其实体现了一种“说话的精神”：“王蒙的‘说话的精神’就表现为这种一刻不停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西方人的说法，中国古人早有‘炼字’之说，因此王蒙的语言游戏或许可以称之为‘炼话’？他似乎有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炼话’的情结，‘炼话’的狂热和‘炼话’ 的癖好，必须像上紧发条的一架语言机器那样滔滔不绝、横冲直撞、狂轰滥炸，他甘心使自己沦为‘话痨’，也把读者带进一个除了话还是话的无边无际的‘说话’的世界。”[41]而这种“说话的精神”是过往时代精神创伤的语言投影与自我疗救。考察王蒙的阅读史，除零星引用屈骚词句外，王蒙的确很少直接提及汉赋，无论是大赋还是赋的其他变体。

作家文体风格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文学的，也有非文学的。只在文学史和文学传统内寻找“王蒙体”的形成原因，很可能失去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笔者以为，“王蒙体”的形成首先关乎个人的禀赋和习惯。所谓“禀赋”是指打小显示出的语言才华。王蒙在传记中提到自己擅长造句，《活动变人形》也写到倪藻能造出很长、表达意思很多的句子，并得到老师的表扬。所谓“习惯”是指背诵。王蒙喜欢背诵，小时候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道德经》《庄子》《孝经》《大学》《花间词》，背鲁迅、冰心、巴金，可以说“童子功”培养了他最初的语言感觉；后来又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背《选集》。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式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42]在王蒙的描述里，背诵的愉悦是精神的，也是机能性的，背诵练就好“口条”，无疑为“王蒙体”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准备活动”。

其次，参与活动，从事工作，担任行政职务，大量接触政治读物和文件，也对王蒙起着不小的形塑作用。对于政治读物及强势政治话语的影响，前文已有提及，而自己一辈子从事“口力劳动”所带来的影响，王蒙也有忆及：“很年轻时就参与政治、做青年工作，整天给人说话，给中学生作报告，整天开会，会能开出花儿来，说出花儿来，义正词严，没商量。后来很长时间是被说话，也都说得振振有词，天花乱坠。不但是被说话，而且是被肝儿颤。”[43]在这个意义上，将“王蒙体”界说为“说话的精神”是非常准确的。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可能，王蒙认可“说话的精神”的提法，后来的回忆受到了相关评论的启发。

再有，其他艺术形式和民间话语对“王蒙体”的形成也起着不小的作用。王蒙曾反复提及，自己的小说创作对相声尤其是对“贯口”的借鉴，于此不必赘言。而家乡“骂誓”可能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没能引起研究者和王蒙本人的注意。这种“骂誓”不是斥骂或辱骂，它近似于北方的“骂大街”，只不过中间不断插入被骂的人“着誓”的话。“着誓”意指被骂的人为骂出的诅咒所击中。[44]《活动变人形》第二章写姜静珍化妆后对镜海骂。这段奇文600多字，其实就是对“骂誓”的翻写。这种“骂誓”有一种语言的沉酣，着不着“誓”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痛快嘴，要淋漓酣畅，要狂轰滥炸，以生理快慰纾解心理怨愤。在小说中，姥姥姜赵氏、姨姨静珍、母亲静宜在骂，家族争斗、家庭冲突、邻里纷争在骂，有事骂，没事也在骂。倪藻、倪萍打小就浸泡在这样的骂声里。这种家庭气氛，王蒙自传屡有隐晦表述。对“王蒙体”的形成而言，此种语言体验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支援意识”[45]。

此外，音乐对“王蒙体”的影响以往尚未有研究者作出有力论述。在王蒙心目中，没有的小说与歌曲就没有，[46]其小说也曾多次写到，党唱着歌打败了。[47]的确，王蒙喜欢音乐，喜欢唱歌，音乐和歌唱是其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庸俗”主题的符号性标志，不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和赵慧文一起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他与妻子困难时期买的旧留声机和一大批唱片，也被写进小说。[48]王蒙小说十之都会写到音乐、写到唱歌，甚至提出“像唱歌一样地写短篇小说”[49]，认为王蒙“无音乐不小说”并不为过。音乐对“王蒙体”的影响是全面的，除前文提到的促动自由联想外，还涉及灵感触发、语言效果和叙事结构等方面。王蒙曾说过：“我为什么要写作？原因之一是追求这种音乐的效果，我太不幸了，我没有学过作曲和器乐，我只能用文字代替音符，用句式代替旋律，用章节控制节奏，用抒情代替提琴，用叹息代替大管，用叙述代替定音鼓，用刻画代替竖琴的弹拨，用小说代替乐章。”[50]虽没学过器乐，但并不妨碍王蒙用小鼓、巴松、小提琴、第一提琴、急板书写当红女作家青狐的浪漫心绪。只不过王蒙极尽促狭之能事，把浪漫情感、高雅器乐和杨巨艇突发的“疝气症”及其脏乱的家庭环境直接拉拽到一起。[51]如此急转直下，令人忍俊不禁。当然，促狭、揶揄、调侃和幽默，只是“王蒙体”面目之一端，王蒙更看重音乐性语言狂欢带来的极限体验：“尽情书写，抡圆了写，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写……横看成岭侧成峰。F调C调降D大调与G小调，加上非调性，然后提琴与三弦，破锣与管风琴一起奏。预备，起！思想之活运用之妙学问之博情感之深求索之全方位，全看你怎样解释。”[52]

“王蒙体”的定型还与王蒙的语言自觉有关。王蒙喜欢语言，喜欢文字。如其所言，在语言和文字中间，自己如鱼得水，“语言和文字是我的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浪费它们”[53]。因为喜欢，王蒙不断宣扬汉字、汉语的价值和意义：“汉字是人类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愈是活着读着写着思考着和讨论着，就愈是觉得中国人离不开汉字”[54]；“语言与文字是文化的基石，特别是我们的汉字，它的信息量、它的视觉形象与音韵都是无与伦比的，是人类文化的奇葩”[55]。王蒙认为，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而汉语汉字作为文学符号的独特性、悠久性和丰富性是不可改变的，“汉语汉字不仅是一种符号，它也代表着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思路”[56]。前文曾提到，王蒙对汉语、汉字价值的认识与汪曾祺殊途同归。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有专门探究[57]，他不断阐发、宣扬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强调“汉字思维”的独特性。王蒙所论不像汪曾祺那样专深，但他每每能从大处着眼，从文化、文学的总体着想：“汉语特别是汉字，是讲究审美，讲究联想，讲究灵性与神性的语言文字。古代，文通纹，多指文饰、花纹、波纹等。汉字形声意并重，尤重形与意。汉字的信息量是种种拼音文字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语的字本位、单音节使它特别整齐、精炼、讲究对仗与音韵。”[58]这里反复引述王蒙对汉语、汉字的论说，笔者试图依此对王蒙小说语言作出整体把握：王蒙小说语言是一种本自具足的生命体。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思绪每有触发，情感每有搏动，无论是字的形、音、意，还是句子的不同成分，语言的各个部位，都会成为新的“生长点”：滋芽，喷绿，横生侧出，野蛮疯长。就此而言，王蒙小说中的“说话”不仅仅是一种过往时代的“精神创伤”或一般意义上的“不平则鸣”，它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存在论精神图景：人说话。人在清醒时说，人在梦中说。人总是在说，哪怕不吐一字，只是倾听或阅读，人也总在说。甚至，没在倾听没在阅读，只是在劳作或悠然闲息，人也总在说。人天生就是语言，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59]

对于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究竟有怎样的地位，其小说艺术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和独特性等问题，本文力有不逮，无可置喙。文章最后，笔者还想说说王蒙对莫言的影响。说到对莫言的影响，人们马上会想到马尔克斯、福克纳，想到莎士比亚、狄更斯、肖洛霍夫、劳伦斯、麦卡勒斯、阿斯塔菲耶夫、科塔萨尔、聚斯金德，想到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等。但在我看来，专就小说语言而言，对莫言影响最大的肯定是王蒙。王蒙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感觉方式、细节处理、语言风格、叙述姿态、写作观念等；二人之间有激赏，有提点，有启悟，有认同，有较劲，有隔空飙戏，有遥相呼应，也有惺惺相惜。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活动变人形》中静珍对镜海骂“垂范于先”，很难想象《欢乐》中高大同向空恶咒“紧跟于后”；没有王蒙顶在前面“抡圆了写”，很难想象莫言的“胡抡”[60]在文坛能获得怎样的空间；没有王蒙小说语言的铺张、放纵和挥霍，也很难想象莫言的叙述极限能获得怎样的包容和理解。在中国当代文坛，王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叨光“诺奖”于他没有任何意义。这里列数王蒙对莫言的影响只是想说：评价一位作家，不能只看他一时的文学史地位和社会反响，还应看他的创作能否为本民族语言艺术提供新的质素。这些质素就像人类的生命“基因”，会被后来者激活、仿效、借鉴，被不断地加以创造性转化，发育出新的创作主体，结出更为繁盛的艺术果实。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清一位作家真正的价值和艺术生命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作家阅读史研究”（项目编号：23BZW14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王蒙：《我在寻找什么？》，《王蒙文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2][26]王蒙：《蝴蝶为什么得意》，《王蒙文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132页、131页。

[3]郜元宝：《当蝴蝶飞舞时——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4]王蒙：《我的人生哲学》，《王蒙文集》（第4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6]王蒙：《青狐》，《王蒙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页。

[7][8]王蒙：《青春万岁》，《王蒙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146页。

[9]参见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0]王蒙：《猴儿与少年》，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11]王蒙：《关于苏联》，《王蒙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

[12]王蒙：《苏联文学的光明梦》，《王蒙文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312页。

[13]王蒙：《小说的可能性》，《王蒙文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

[14]郭洪雷：《王蒙的阅读史与小说文体创新关系研究》，《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15]王蒙：《蝴蝶》，《王蒙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16][17][20][22][23][42][46][50]王蒙：《半生多事》，《王蒙文集》（第4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140页、360页、129页、179—181页、38页、61页、239页。

[18]王蒙：《作为艺术的文学》，《王蒙文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王蒙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独白，但这里记忆有误，独白在原著临近结尾的第六十三章，战友重伤口渴，“我”用战友的靴子到湖边取水，回来时战友已牺牲。“我”哭着把靴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19][44]王蒙：《活动变人形》，《王蒙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39页。

[21]王蒙：《暗杀3322》，《王蒙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

[24]王蒙：《撰余赘语》，《王蒙文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25]王蒙：《深的湖》，《王蒙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

[27][29]王蒙：《关于写人物——札记数则》，《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266页。

[28]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4页。

[30]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31][52]王蒙：《大块文章》，《王蒙文集》（第4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6页、437页。

[32]王蒙：《翻与变》，《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页。

[3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陈忠实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9页。

[34]汪曾祺：《小说创作随谈》，《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汪曾祺文中写道：“王蒙说小说有两种，一种是贴着人物写，一种是不贴着人物写（他的这篇谈话我没有看到，是听别人说的）。”

[35][55]王蒙：《献疑札记》，《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254页。

[36]王蒙：《新时期文学面面观》，《王蒙文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37]参见王蒙：《狂欢的季节》，《王蒙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

[38]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15页。

[39]参见王一川：《我看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文体新趋势》，《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40]参见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66页。

[41]郜元宝：《“说话的精神”及其他——略说“季节系列”》，《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

[43]王蒙：《说话的活性》，《王蒙文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45]“支援意识”是指人在创作、研究和思考时，虽然想着意识中集中要想的东西，但实际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其成长过程中经过潜移默化影响所得到的东西。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2页。

[47]参见王蒙：《青狐》，《王蒙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蝴蝶》也曾写道：“战争时期，只要听一听蒋管区流行的《疯狂世界》，再听一听区流行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谁的了。”参见王蒙：《蝴蝶》，《王蒙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48]参见王蒙：《失态的季节》，《王蒙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49]王蒙：《短篇小说杂议》，《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51]参见王蒙：《青狐》，《王蒙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53]王蒙：《我的写作》，《王蒙文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页。

[54]王蒙：《献疑四记》，《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8页。

[56]王蒙：《何必悲观：对一种文学批评逻辑的质疑》，《王蒙文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57]参见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1987年，汪曾祺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本文是其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演讲的整理稿，后发表于《文艺报》1988年1月16日。此前，汪曾祺依托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作有《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从时间和内容看，王蒙对汉语、汉字思维的论说，或许受到过汪曾祺的启发。

[58]王蒙：《从古典散文说起——〈优雅的汉语：影响我的五十六篇古典散文〉序》，《王蒙文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59][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60]莫言小说《学习蒲松龄》中语。参见莫言：《与大师约会》，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阅读史、修辞与小说创作的源初思维》

郭洪雷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23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6年第1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王蒙

王 蒙 温奉桥 | ·政治 ·文学——王蒙先生访谈录

王 干 | 王蒙的两次

郭洪雷 | “蝶变”：书籍、音乐及其他——王蒙小说艺术侧论

“新大众文艺”研究

刘 琼|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

何言宏| 新大众诗歌的基本主题

李 玮| 从“组织动员”到“有机融合”——“新大众文艺”的传承创新和理论启示

姚苏平| 主体重塑、媒介演进与美学新构——论儿童文学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布莉莉| 新叙事艺术的崛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脱口秀

文学史新视野

程光炜| 《王林日记》中的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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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杰雄| 按照自己内心的写作与生活——“90后”长篇小说简论

陈进武| 论“80后”小说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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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李 静| AI时代，人向何处去？——在“理想家”年会上的主题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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